ZT】1970年北大新闻专业工农兵学员纪实（上）
老编注：1970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中国大学招收了大约94万新型大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工厂、农村、军营等基层一线，仅须推荐政审、不用文化考试，被通称为“工农兵学员”。他们走进大学校园，不仅是“上大学”，还要“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是毛泽东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
网络上有关工农兵大学生的回忆文章不多，老编偶尔发现这篇署名半觚浊酒的纪实作品，披露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首届工农兵学员的求学经历。文章稍长，本号今天分上、下两篇推送，与关注这段历史的朋友分享，也愿意让今天的大学新闻系学子了解，40多年前，中国顶级大学的新闻专业，是如何传授新闻职业之术的。
原题：
时代的宠儿：工农兵学员（上）
——首届工农兵学员毕业四十周年祭
作者：半觚浊酒
作者题记：
北京大学首届工农兵大学生一九七零年八月入学，一九七四年一月毕业。到今年整整四十周年了。四十年来每当回忆起那段可圈可点的大学生活，心里都久久不能平静。工农兵大学生，特殊年代的历史宠儿，四十年过去了，世间大浪淘沙，百舸争流，世人关于“工农兵学员”话题的感慨，似乎一直是若隐若现。
他们揣着大学的学历，拿到的却是大专的工资，他们存在的意义总是被忽略，他们曾经被有意无意地和“白卷”画上等号。他们只能默默地接受这种隐痛，默默地等待着，让足够的时间去证明，他们也是共和国的一代骄子，也曾为母亲经做出过积极贡献。
据统计，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六年的七年间，全国有九十四万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学员代表了一个时代，承载了一个时代，这些从实践考验中挑选出来的天之骄子，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克服重重困难，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当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到来，文凭和学历成为任用选拔人才的重要条件的时候，机遇再次来临，他们抓住时机，或驰骋于沙场，或拼搏于商场，或周旋于官场。可以说这一代头上贴着工农兵学员标签的群体，通过他们长期的不懈努力，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现在他们的大多数人已退休进入晚年，本文作者衷心祝愿曾经的工农兵学员晚年幸福。同时将此文献给那些为培养工农兵学员付出心血的老师们和有兴趣了解那段历史的朋友们。
《工农兵学员之歌》歌词
迎着灿烂的阳光，
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我们工农兵学员，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带着工人阶级的嘱托，
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
带着革命部队的传统，
走向教育革命的战场。
壮志凌云红心朝阳，
永远和工农相结合，
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迎着灿烂的阳光，
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
我们工农兵学员，
青春似火意志如钢，
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
要为无产阶级争光，
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面向三大革命的课堂。
又红又专茁壮成长，
永远和工农相结合，
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第一章：进京的列车上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一点二十分，长春火车站，一列长春直达首都北京的普通旅客列车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缓缓离开车站。列车的八，九两节车厢里一群热血青年相互介绍自己，认识别人。不知是那位起头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进行曲，随后整个车厢回荡起大合唱。
这边歌声刚落，那边合唱又起：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你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群情激昂的歌声，似乎没有影响坐落在车厢末端的那位男青年的思绪，只见他从仿造军用挎包里掏出一沓稿纸，拔出上衣口袋里的小金龙自来水笔写了起来……。那青年把稿子送到列车广播室后，来到列车车厢连接处，从衣兜里掏出旱烟包，卷了一支喇叭烟慢慢地抽了起来。
不一会，列车广播喇叭里传来了播音员甜美的声音，“旅客同志们，旅客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喜讯，报告大家一个喜讯，本次列车八、九号车厢满载着一百二十名吉林省的优秀儿女，首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工农兵大学生。他们背负着全省人民的嘱托和希望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读书深造，同时，也带着上大学，管理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他们决不辜负乡亲们的嘱托，决心珍惜时代赋予的机遇，刻苦学习，努力实践。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全省人民的期望……。”
写广播稿的青年，是来自长白山下抚松县，获选拔推荐去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员苏正良。
（吉林省抚松县共选拔推荐四名青年：北大中文系苏正良，共产党员，抽水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北大国际政治系王文喜，共产党员，城郊公社革委会常委；北大生物系刘志云，女，共产党员，万良公社革委会常委；清华大学某系焊接专业闫自立，共产党员，东岗公社生产队长。）
随着车轮与铁轨有节奏的铿锵摩擦声，青年们欢腾歌唱消耗着旺盛的精力。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有的人已经入睡。苏正良坐在靠窗的座椅上憧憬着未来几年的大学生活。
第二章：学员的管理体制
八月二十五日清晨，火车停靠在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前期入学的北京籍同学前来迎接新同学。由于在长春已经把每个人的行李按要求在明显的位置写明校名、系名和姓名，所以学员的行李统一由货车运回各自的学校。
学员坐大客车进校，学员们下了大客车点名分系。中文系吉林籍的同学被带到北大三十二楼（宿舍）门前排队等候，他们的行李已经整齐地摆放在门前。
只见门前小课桌前，一位老师提着蝇头小楷笔给每个学员填写《学生证》，每填好一位，旁边的女工宣队员接过去，在学生证里夹上六张印有学生姓名和学号的借书证，再发放一枚有毛主席劲书《北京大学》的校徽。然后告诉你到几层几号寝室。
苏正良带上行李来住到312室，同室的还有吉林籍的王燕兴，赵建村（哲里木盟当时划归吉林），北京籍的郑立春，黑龙江籍的南金哲，梁贵成，上下铺六人。
寝室里配有一张学习桌，四把北京凳，还有六个小板凳，那小板凳的下面早已写好每个学员的姓名。每当开全校学员大会，各系的学员带着小板凳，排着整齐的队伍或到东大操场，或到塑像广场，领队喊口令“放凳子”那小板凳会唰地一声放到地上，再听口令“坐下”（塑像广场1973年建起北大新图书馆）。
当时，进驻北京大学的工宣队是新华印刷厂和木材厂的，军宣队是八三四一警卫团和六十三军的。8341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是北大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但他基本上是挂名，日常工作由六十三军的副政委王连龙和政治部副主任刘信负责。我们中文系，系领导是中文系党总支，下设几个党支部，党总支和党支部书记由军宣队和工宣队担任。一直到1972年系党政领导才由学校老师担任。
北大首届工农兵学员生源（地方学员）来自三市，五省。北京，天津，上海，（上海一部分学员到北大江西鲤鱼洲分校）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广东。（江西，广东两省学员均在鲤鱼洲分校，一九七一年江西鲤鱼洲分校撤销，教师与学员回到北大总校）。
中文系的学生有一百四十多人，开始，军人和地方学生模仿解放军的建制混合按班、排、连进行了编组，班长由学员担任，排长由学员或教师担任，连长由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担任。
刚入北大时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没有分专业，国庆游行后的十一月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划归北大中文系（人大那年没招生，只过来教师）。中文系采取学员自愿的原则，分成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报文学专业的有五十多人，大多数是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同学。其余的近百人报了新闻专业（多数人认为学好文章写作，再回报社会，实用。）
中文系新闻专业主要负责人先是罗列先生，后为蓝鸿文老师，秦圭老师。
312室的同学们被编为新闻专业九班：
班长郑立春（共产党员，北京），
副班长井周法（共产党员，北京），
党小组长王丽梅（女，共产党员，大庆油田）
谢宝辉（共青团员，北京）
刘淑敏（女，共青团员，团小组长，北京）；
关淑珍（女，共产党员，吉林）
孙兰英（女，共青团员，天津）
赵桂荣（女，共产党员，辽宁）
武凤兰（女，共青团员，北京）
赵建村（共产党员，吉林）
王燕兴（共产党员，吉林）
梁贵成（共青团员，黑龙江）
南金哲（共产党员，黑龙江）
苏正良（共产党员，吉林）
第三章：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历史背景
入校后经过系统学习，了解了工农兵上大学的历史背景：
文革进行到一九七零年，大学已经四年没有招生了。不少部队和机关以“借用”、“战备需要”等名义进驻到了高校。毛主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并不满意。按照他的想法，中国是需要来一场“教育革命”，但“教育革命”并不代表停办大学，而是应该按照新的思路、新的想法办大学。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这个通知发布后，自十一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这时，上海机床厂的培训经验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一九六八年，为了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上海机床厂举办了一次培训。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载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主席亲自写了一段编者按。
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 “七二一指示”的发表，构成了毛泽东培养大学生的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个方针是，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一个方针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种通过相互结合的两个方针来培养工人、农民、解放军大学生，或者把大学生改造成为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泽东设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为了解决教师问题。毛泽东确立了这样一个方针：对高校的教师既要进行再教育，又要使用。这种使用，就是使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了，也就汇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一九七零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场面已渐渐平息。而关于恢复大学招生的议题，也成为当时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五月二十七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学意见的基础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复办大学的思路。
这个思路就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这种推荐制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尝试。那些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在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经当地“革命委员会”推荐，政治审查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第四章：参差不齐的学历
九月一日，全校师生集中到东大操场举行了开学典礼。会议由北大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杨德中主持。记得江青、姚文元等出席了大会，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说他老人家对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很重视，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大会重申 ：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开学典礼的后就进入了正式上课。工农兵学员学习的内容和“文革”前的学生学习的内容大同小异。由于工农兵学员是由各地“革委会”推荐，其学历及素质参差不齐。
北大一九七零级有以下学系招收首届工农兵学员：
文科系：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政治经济系，国际政治系，（法律系没招生）。
理科系：化学系；无线电系；数学力学系；物理系；地球物理系；生物系。
语言科：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语言三系基本上全是解放军学员，地方学员极少。
本年度北大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171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五），初中2142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小学79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三）。有的人听不懂老师讲什么，有的人不会做课堂笔记。中文系是这个现象，其他系的学生就更加严重了。有的学员根本就学不下去了。
为了弥补文化水平上的不足，北京大学决定安排中文系的老师给学员们进行语法辅导，让大家从基础开始学起。于是中文系以朱德熙先生为首的老师们很快编印出简明版《语法.逻辑.修辞》教材（本人现在还保留着），老师们先在中文系给学生们深入浅出地讲授。
谁知道需要补课的人很多，每个系里都有，没办法就挪到大教室，来听课的人场场爆满。后来，多达千人听课，学校就安排教师在大礼堂里讲课。中文系的老师果然厉害，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解，几节课下来，就解决了学员在中学里几年没弄明白的问题，终身受益。
第五章：从政治活动到正规上课
按照常理来说，学生到学校主要是学习。但工农兵大学生的学习时间却被大量的政治活动占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三天两头组织大家学习讨论“两报一刊”的文章。大家觉得没有真正学习专业知识的时间。不满的情绪很快在学员中蔓延开来。最后大家联名写信，给学校递送意见书。这些意见最后反映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那里。
周总理十分重视北大和清华的工农兵学员的学习问题，在百忙中，他接见了学员代表和各军区解放军学员的领队。在听了学员代表们和各军区领队反映上来的情况后，周总理对工农兵学员的学习问题做了具体指示。在周总理的直接介入下，工农兵学员们终于开始了相对正规的教学授课。
第六章：飞不上天的“鸡毛”
开学典礼的后就开始上课，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分别由哲学系，政治经济系，历史系的老师授课。
一开始给工农兵学员授课的，都是年轻教师。听说“文革”前，在北京大学里给学生上大课的都是讲师和教授，助教只能做学生们的辅导员。现在，连助教都不是的“鸡毛”们，都来讲课了。所谓“鸡毛”就是64级、65级的留校任教的学生。他们入学一年甚至半年，就开始就停课“闹革命”了，他们上的文化课少，掌握的专业知识也少，根本达不到授课的水平。
当有人对此提出疑义时，决策者们就用毛主席“谁说鸡毛不能上天”这话来回应，由此，这些人就被戏称为“鸡毛”。正如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说：“科学的东西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鸡毛”们一开始就底气不足地走上讲台，一节课没下来就捉襟见肘了，学员们不满意，纷纷要求换人。面临这种尴尬，学校决策层才安排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编写教材、授课。
那些“鸡毛”们，也都自愿地加入到学员的行列，由教员变成了学生。
1975年发行工农兵大学生邮票，一组五枚。
第七章：国庆游行的工农兵大学生方阵
九月初，传达上级通知：国庆节要举行游行检阅，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工农兵学员。听到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大家这个消息，大家心中十分激动。
每天下午，同学们在东操场上随着雄壮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老百姓，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地拔着步幅六十五公分，每分钟七十步的正步走。从班练习到排练习，最后大方阵合练，三十人一列纵队，四十人一列横队，一千二百人一个大方阵。
“十一”前又集中练了一个星期，有的人腿都练肿了，可是大家十分认真。苏正良所在班参加方阵的同学，都穿上空军的草绿上衣蓝裤子，草绿军帽，化妆成空军。
国庆游行的前三天，方阵就进入了临战状态，晚上学校用大卡车把大家拉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彩排（去天安门彩排过两次）。
“十一”那天，凌晨三点起床，换好衣服。洗漱后，每人发了两段香肠、两个面包、一个黄元帅苹果，就坐上卡车出发了。卡车把大家拉到东长安街北京站的街口，下车后我们就在那里列队坐下等候命令。
等啊等啊，在上午十点钟，扩音器里响起了《东方红》的歌声，大家精神一振，知道游行就要开始了。当时，游行队伍的组织很严密，北大的彩车体现的是“教育革命”的成果，彩车上有化了装的工农兵学员代表，他们在精心装潢的彩车上走动、不时变变换一种造型。
1970年国庆游行。
大概在十点四十分左右，北大工农兵学员方阵齐步移动到天安门东标语塔前，这时长安街上的扩音喇叭里响起了雄壮地《大刀进行曲》，北大工农兵大学生方阵踢着整齐的正步，咵！咵！咵！原来规定正步要走到西标语塔再变齐步走，谁知这时恰巧毛主席他老人家离开检阅台，进休息室休息了。
工农兵学员，大都来自祖国边陲，想见毛主席的心情可想而知，一个个边迈正步，边扭头向城楼上寻找毛主席。走着走着就忘了节奏和步幅，方阵变得弯弯曲曲，后来看新闻纪录片时，只能看到工农兵学员方阵以整齐的步伐，从东标语塔出发，进入广场的镜头。（未完，请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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